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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战争进一步促成城与市的一体化。战国年间干戈扰攘，“争地以占，杀人盈野，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”。为了守城，必须提高经济上的防御能力，城的大小、人口多少、粮食贮备、财富积蓄以及城与市之间的远近都关系到存与亡，故《墨子?杂守篇》云：“凡不守者五：城大人少，一不守也。城小人众，二不守也。人众寡食，三不守也。市去城远，四不守也。蓄积在外，富人在虚，五不守也。”时人认为，市对城的占守至关重要，《尉缭子?武议篇》说：“夫出不足战，入不足守者，治之以市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。万乘无千乘之助，必有百乘之市”。又说：“夫市也者，百货之官也。……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，无谓其能战也”。这些认识直接促成了城与市的结合。

　　一体化了的城与市，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据点，并且是商品流通的枢纽，开始具备了广阔的社会经济效果，成为兼具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功能的空间实体，“城市”的意义趋于完整了。

　　“城市”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产生，其结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目的下的清晰性与条理性。考古显示，春秋战国中原各国都城大都采用“城”、“郭”毗连结合或“城”、“郭”相套的布局方式，杨宽先生认为前种布局源自西周初期东都成周，是为了增强国都的力量。城集中了宫殿官署，是为宫城。郭则为官僚、地主、商人、手工业者的居住区，还有相当规模的市和手工业作坊，是经济活动集中的地方。宫城的营建推行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。郭的规划要旨则在于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良好运作和治安秩序，方法是：

　　一、以职业身份组织居住。《管子?小匡篇》认为：“士农工商四民者，国之石民也。不可使杂处，杂处则其言咙，其事乱”。《管子?大匡篇》进一步明确：“凡仕者近宫，不仕与耕者近门，工商近市”。

　　二、采用封闭式的里制，以防奸邪贼乱。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大体上都沿用这种里制。

　　市不仅是郭中商业活动集中的区域，而且由于“工商近市”，显然又是郭的平面布局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核心。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，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有封闭结构的市区，并出台整套的市场管理制度，开了中国古代集中封闭市制的先河。《秦律》的《金布律》即订有多项的市制条款。贺业钜先生认为，《周礼》中《司市》所述之市制，大概是以齐临淄的市制为蓝本的。